如今已年近7旬的宋彬彬的第一身分是中共开国元勋之一宋任穷之女。但她更被看作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疯狂与暴力的一个符号。

宋彬彬出生于北京。1960年至1966年间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年文革初起时，她是该校高三学生。当年6月2日，她率先在学校贴出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揭开了北师大女附中文革运动的序幕。她也随之被刘少奇与邓小平等人批准成立的工作组任命为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4名副主席之一。在当时打倒所谓“资产阶级反对权威”运动严重冲击校方领导层的背景下，这个师生代表会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8月5日，该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殴打致死。这是红卫兵运动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揭开了这场运动血腥疯狂的一幕。随后的一个月中，仅是北京市就有上千人被打死，被称作是恐怖的“红八月”。而此时，宋彬彬与其它同学成立了师大女附中“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并成为该校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她的名字自此与卞仲耘之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不少人眼中，她对卞仲耘之死负有责任。

不过，宋彬彬真正扬名全国是几天后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8月18日这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亲手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听说她叫宋彬彬后说，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宋彬彬改名宋要武的消息立即传遍全国，被解读为毛泽东对暴力运动的公开支持，宋彬彬也自此成为红卫兵运动的暴力符号。

不过，红卫兵运动与当时党内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宋彬彬等人所代表的红卫兵很快失势，他们中不少人的父母也成为革命的对象。宋彬彬本人的经历正是如此。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的父亲受到冲击，宋彬彬从此消失于公众视线。根据维基百科上的介绍，宋彬彬与母亲于1968年4月被押送沈阳软禁。1969年初，她从沈阳逃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区插队。她后来得以进入长春地质学院成为工农兵学员，于1975年毕业。文革此时已宣告结束，改革开放逐步启动。八十年代，她赴美留学，并定居异乡，开始了远离故土的生活。1983年她获得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在麻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地球和大气系地球化学博士学位后，曾任麻萨诸塞州环保局环境分析官员，直到2003年。

2014年 1月12日宋彬彬重返已经改名为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北师大女附中，向昔日的老师和校领导道歉，向卞仲耘的塑像鞠躬致意。据报道，宋彬彬在讲话中曾数次落泪。她说；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但道歉所为何事？她的表述是当时“没有保护好”老师是她“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宋彬彬道歉是近年来一些当年的红卫兵主动为自己当年行为向受害人道歉举动的继续。但也是她近十年来为自己在文革中、特别是在卞仲耘之死中应负的责任辩解的又一次努力。随着海外以及中国民间对文革历史的追忆与研究不断深入，宋彬彬显然已经无法承受被看作红卫兵暴力符号的身分。2004年在美国人卡马拍摄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宋彬彬强调，她“从来没有参加和组织过任何打人、抄家、斗同学等暴力和或过激行行动”，也从未改名叫“宋要武”。此后，她还参与当年同校的红卫兵领头人物刘进等人及一些校友发起的女附中文革初期“八•五”事件调查和研究。这项调查和研究的结果于2010年4月发表在电子刊物《记忆》上，针对海外文革学者、《文革受难者》一书作者王友琴的阐述，给出了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说法。

作为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宋彬彬的道歉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积极意义。但在肯定其勇气的赞扬声中，也有人对她的道歉诚意提出质疑，认为这个迟来的道歉听来更多地是在为自己开脱、辩护。更有网友将2011年宋彬彬与张玉凤等人举杯为毛泽东冥诞118周年庆祝的照片传送到网上，对道歉背后的反思表示怀疑。

人们是否夸大了宋彬彬在卞仲耘之死事件中的作用有待历史考证，但相关争议凸现出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如果说当年的受害老师已经是古稀之年，“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的话，这段历史的真相也同样迫切需要已经年事渐高的当事人作证。任何宽容与原谅只能在还原真相的基础上才有意义。而独立可信的证词需要有宽松、自由、可以畅所欲言的政治环境。但是，宋彬彬道歉几天之后，中国各大网站此前的详细报道已经无处可寻。

宋彬彬道歉引发的争议提出了集体与个体的责任问题。当时的政治环境让无数人身不由己，更何况政治高层纵容、鼓励了这些花季少年从躁动走向暴力。但是形势的裹胁是否可以免除对个体责任的追究？将个体的价值判断完全归咎于形势所迫是否能避免悲剧重演？2007年，北师大女附中90年校庆评选“知名校友”，宋彬彬不仅榜上有名，而且，她为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也与蒙冤而死的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让冤死者的家人情何以堪。

卞仲耘老师的丈夫王晶垚和子女没有参加宋彬彬等人的道歉见面会。据《纽约时报》获得的消息，王晶尧并不知道有道歉见面会一事。但对于王晶尧来说，在目睹妻子全身浮肿、遍体伤痕、满身粪便、面目全非的尸体之后，只将这一切归咎于高层发动的政治运动恐怕是不够的。宋彬彬等人为自己开脱的同时，却没有交待是谁、是哪些人将卞仲耘殴打致死。旅美历史学者叶维丽解释说，她们需要做的不是去“抓凶手”，而是每个人面对自己的良知。

不知那些在红卫兵暴力中无辜丧命的亡灵以及亲人是否能满足安心于这样的结论。